五游诗 其五

西风落日草斑斑，云薄秋空鸟独还。
两鬓霜华千里客，马蹄又上太行山。

　　这是一首行旅诗。

　　“风落日草班班，云薄秋空鸟独还。”描绘出一幅太行山中暮色苍茫的秋景图。“西风”两字，既点明此时太行的季节，又突出作者身临太行山的感受。劲扫落叶的秋风拂面吹来，最易使人想起天地的肃杀而惆怅思归。诗人登临眺望，只见夕阳西坠，或枯黄或残绿的杂草在落晖中阴暗参差，显得色彩错杂斑驳。平视惟有满山遍野的衰草，夹着残光惨淡的落日，一片萧索；仰望天空，暮云逐渐密布了高远的秋空，笼罩了连绵的群山，朦朦胧胧、寂寂寥寥，只有一只回山归巢的鸟儿在孤飞，够凄清的。萧索凄清构成了诗人即景抒情的环境氛围。在这里，归鸟的描写颇有画龙点晴的妙用，鸟的飞动点活了天高云淡的静态画面，使整幅画面有了生气，更是寄托了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，与前面令人思归的气氛正相呼应。这两句寓情于景，为后两句的抒情作了铺垫。

　　“两鬓霜华千里客”，是作者自述生平。诗人自二十五岁入宦途起，先后出使湖广，招抚川贵，巡按江西，三十三岁时巡抚河南、山西至半百之年，如今自己已经鬓发花白；长年累月地远旅他乡、奔波道路，写此诗时在山西巡抚任上，与家乡钱塘遥隔千里，故自己是千里为客。这一句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的自身形象。客居他乡岁月之久，距离之远，心中愁绪不断。然而，“忧国忘家。计安宗社”的政治家于谦最后一句陡然振起“马蹄又上太行山”。诗人立马太行，雄视千里的英雄形象，感受到了他两鬃霜华却壮心不已，辗转千里却生命不衰的烈士情怀。

　　此诗以简淡的笔触，勾勒出西风落日的深秋，诗人孤身跋涉太行途中的心情。触景兴怀，孤鸟知还，顾盼自身，感从中来，不直写思想感情，也不刻意求工，而粗笔勾画，力求意态自然。它在写法上也颇具一格，看似景与情分写，其实一体连贯，承转自然，形成先抑后扬的感情波澜，读来别有一番顿挫之致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《西河》属三叠慢词，这是作者次韵北宋周美成（周邦彦）《西河·金陵怀古》的一首和作。它抒发了明清易代以后作者出自内心的黍离之悲、亡国之痛。

　　上片总写号称六代豪华的金陵古城已经破败不堪。念昔日之盛叹今日之衰，为全首词定下了沉痛哀伤的基调。

　　首句起笔擒题，令一个三字句“龙虎地”，即以诸葛亮的赞语“钟阜龙盘，石城虎踞”突出古城金陵乃位居险要、气象万千之地。“六代繁华犹记”，这是对古城过去的繁华作空自回顾。历史上东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六个朝代皆在金陵建都，曾出现那些帝王统治下的繁华景象，故称六化豪华，可是今日词人眼下的金陵城已经“红衣落尽，只洲前，一双鹭起”了。唐赵嘏《长安晚秋》中有“紫艳半开篱菊静，红衣落尽渚莲愁”。“红衣”指荷叶，喻舞衣或舞裙，故此处写荷塘莲叶今已凋枯殆尽，喻指当时六朝弦歌妙舞的盛况今已不复存在，留下来的只是白鹭洲上一两只正在起飞徒增荒凉的白鹭而已。

　　末了，“秦淮日夜向东流，澄江如练无际”。承上句写秦淮水东流，长江练无际，将当时金陵萧条冷落所引起的伤感进一步泼露笔端，犹如李后主词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伤怀哀怨之声，给人以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的沉痛感觉。

　　全词中段，进一步写今日古城荒芜败落的景象，可谓词人情绪的铺展和延伸，伏而后起。

　　“白门外，枯杙倚”，首先一笔，绘出金陵城多为东倒西歪的断木残桩。“白门”即金陵；“枯杙”即指枯断之木橛。仅此一物，就突出了古城的败落萧条。用笔之精，可见一斑。继而“楼船朽橛难系”，说明由于到处是朽木残桩，即使有高大的楼船或战船也无法系桩停泊。比之于宋周美成词作中的同韵同句－－“断悬树，犹倒倚，莫愁艇子曾系”，无论写景抒情均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加上“石头城坏，有燕子，衔泥故垒”一句，整个金陵已是满身疮痍、处处狼藉，破败不堪了。昔之六朝胜地，雄称盘龙卧虎的名城，今已沦为楼航战船难系、城堡垒窝的亡都，其亡国之痛全然溢于词中。而末句“倡家犹唱后庭花，清商子夜流水”，这是作者感情的崛起，“后庭花”乃南朝陈后主所创的亡国之音《玉树后庭花》；“清商子夜”则是南朝的《清商曲》《子夜曲》。这里词人将晚唐杜牧的政治讽刺诗《泊秦淮》中的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揉进自己的词中，对不知亡国之痛、陷于靡靡之音、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人们表示了无比的激愤！

　　全词末段，首句“卖花声过春潮满市，闹红楼，烟月千里”，写古城沦亡以后一种虚假的繁荣。紧随一句“春色岂关人世”，道出了虚假繁荣的端倪；春色岁岁虽然有，与人世变幻有何干系呢？春色掩饰不了古城沦丧以后的惨状。

　　最后“任野棠无主，流莺成对，衔入临春故宫里”，这是作者用典作结束。“临春”乃陈后主为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建造的三阁之一的“临春阁”。词人写野棠无主花散落，为流莺衔入“临春”里，运用想象借南朝陈叔宝这个亡国之君的败迹，隐含哀而鉴之的嗟叹。

　　纵观全词，作者没有直抒胸臆，而是通过写景抒发感情，即写古城破败景象抒发亡国之恨。因为作者毕竟不是李后主和陈后主，荒淫误国哀伤得直不起腰来；他痛父殉于国难，能终身不仕新朝，所以，一咱幽怨交加之情、哀而鉴之之心表现在词中，可谓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和作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此诗前两句写梅花的品格和姿态，均紧扣倒枝梅画意；后两句是画外的话，引申为感慨世事，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、追求高品位人生的思想感情。此诗的讽喻意味很浓；风格峭丽，语言警拔。

　　诗的起句紧扣画来写：“皓态孤芳压俗姿”，“皓态孤芳”，可能画面上是一株白梅，这白梅的姿态却与众不同，大有压倒“俗姿”之势。诗人一落笔就对画上的梅花极力赞赏。

　　次句点题，“不堪复写拂云枝”，画上的梅花枝条是倒垂的，不是一般画上常见的那种向上伸展的姿态，“拂云枝”，在作者眼中是一种“俗姿”，他认为这种枝条“不堪复写”。

　　“从来万事嫌高格，莫怪梅花着地垂”就王冕梅花图再引申发表议论。联系当时社会生活里种种不公平的现象，作者愤恨地指出，从古以来，世上庸俗的人看待万般事情总厌恶高尚的风格。这话实际上从时间之久，到事情包罗之广，同情具有高尚风格的人，而对厌恶甚至迫害具有高尚风格的人恶劣世俗加以抨击。正因为世俗不公，所以最后又回到王冕的画上来，不能责怪王冕把梅花的枝头画成下垂到地面了。

　　在一般作品里，梅花傲然向上，不屈服于寒冷、冰雪之威；而“倒枝梅”在形态上正好相反，不论有否冰雪，王元章画的梅花没有“拂云”的伟岸，而是“着地垂”，这似乎意味着画家已心灰意颓，甚至失去了对“高洁”的向往，徐渭默认并且深深地感喟这种“倒枝梅”的姿态，似乎也已不复“脱俗”“超然” 的追求，但正在此，无论画家还是诗人，其匠心其实已跃然纸上，别出一格的曲折命意，写尽了他们不堪现实重压的窘迫与艰难；同时，即便世俗的肆虐可以让梅花垂地，亦无改其皓然的姿态、孤独的芳香、高迈的风格，作者对理想的执着信念、对世俗的鄙弃、厌恶，因此而更多一分真诚。

　　这首小诗虽只四句，但结构极为谨严。七言绝句四句中要求有起承转合，诗以赞梅起笔，次句承首句落实到所题的倒枝梅画上，三句转为慨叹世事，四句仍关合在倒枝梅画上，章法宛然。此诗以意胜，重议论而不重描摹。此诗则遗貌取神，可谓别具一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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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除夜太原寒甚》是诗人客居太原，除夕夜天寒难耐时有感而作。除夕之夜本该合家团聚，然而，诗人却栖身远方，又恰逢大寒，确实令人寂寞难熬。环境虽然极其艰苦，但是诗人在寒冬之时想到春天很快就要来到，希望“天涯客”不必忧愁，表现出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。

　　“寄语天涯客，轻寒底用愁”，出语却极为平淡。旧的一年过去了，诗人未能返回温暖的南方，与家人团圆。而是寄旅太原，滞留在寒冷的北方，在官舍度岁。远客在外，难免乡愁，况且旧年之中，诗人经受了诸多的艰难和劳累，但他鼓励自己和同僚说：“流落天涯的他乡之客们，不用为这一点轻微的寒冷发愁。句中的“轻寒”与诗题中的“寒甚”对比强烈，“寒甚”是客观的存在，“轻寒"却表现了诗人对严寒的藐视和对战胜困难的信心，诗人深知只有蔑视它，才能战胜它，以此鼓励友人，激励自己。

　　“春风来不远，只在屋东头“，指明前途，加强信心。和前两句有同样的鼓舞作用。在诗人眼中，尽管风寒冰坚，但除夜一过，新年即已开始，春天随之来临。温暖的春天，正孕育在残冬的严寒之中，和煦的春风很快就要吹遍大地。春风是那么逼近，似乎就在屋子的东头，只要侧耳倾听，即可捕捉到它那令人欢欣的声音。随着春风的来临，大地回暖，万木复苏，新的一年开始了。诗人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春天的到来，期待着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舒展自己的抱负，建立新的功业。

　　《除夜太原寒甚》这一富于哲理意蕴和人生体悟的诗篇，深入浅出地告诉人们：像寒冷的天气不会长久一样，困难也只是一时的，应该振奋精神，看到困难后的光明前景。除夕虽然寒冷，诗人于谦又客居他乡，但是诗人却没有天涯游子常有的孤独和伤感，而是非常自信地告诉和自己有相同境况的天涯游子：“寒冷不足畏惧，春天即将来临。”最坏的日子都会过去，否极泰来，事物的发展趋势往往就是这样富有哲理。　

　　这首诗写的是除夜的寒冷，读来却给人以春天的喜悦和暖意，诗中用象征的手法，表现了诗人不畏任何艰难困苦，蔑视严酷的恶劣气候，满怀信心地和恶劣环境进行斗争的乐观精神。诗的语言浅显，而寓意深刻。因此这首小诗有它的象征性，也含有一定的哲理，诗人以平白轻松的语气，抒发激越豪情，显示了诗人铮铮骨气与刚毅果敢的上进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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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五人者，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，激于义而死焉者也。至于今，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，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；且立石于其墓之门，以旌其所为。呜呼，亦盛矣哉！

　　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没不足道者，亦已众矣；况草野之无闻者欤？独五人之皦皦，何也？

　　予犹记周公之被逮，在丁卯三月之望。吾社之行为士先者，为之声义，敛赀财以送其行，哭声震动天地。缇骑按剑而前，问：“谁为哀者？”众不能堪，抶而仆之。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，公之逮所由使也；吴之民方痛心焉，于是乘其厉声以呵，则噪而相逐。中丞匿于溷藩以免。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，按诛五人，曰颜佩韦、杨念如、马杰、沈扬、周文元，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。

　　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，买五人之头而函之，卒与尸合。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。

　　嗟乎！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？且矫诏纷出，钩党之捕遍于天下，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，不敢复有株治；大阉亦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难于猝发，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，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。

　　由是观之，则今之高爵显位，一旦抵罪，或脱身以逃，不能容于远近，而又有剪发杜门，佯狂不知所之者，其辱人贱行，视五人之死，轻重固何如哉？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，赠谥褒美，显荣于身后；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，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。不然，令五人者保其首领，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？故余与同社诸君子，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，而为之记，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。

　　贤士大夫者，冏卿因之吴公，太史文起文公、孟长姚公也。

　　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，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。全文以"义"为核心，成功地运用了记叙、议论、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。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“激于义”，开篇抓住一个“义”字。五人是为义而生，为义而争，最后为义而献身。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──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：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可以说，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。

　　明代大奸臣、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，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。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，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。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。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，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，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。

　　“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”大义凛然，惊天地，泣鬼神!语言简练生动，铿锵有力。

　　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，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。“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有几人欤？”在阉党横行天下，炙手可热之时，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，甚至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。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，无所畏惧，视死如归。应该说，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，因为他们不在其位。但五人以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，并且慷慨赴死，义无反顾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。而那些身在政位，吃民膏、喝民血的“缙绅”，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，变节了。作者问道：“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?”这一问，多少缙绅无地自容?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专横跋扈，“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有几人欤?”张志新，一个普通女干部，坚持真理，宁死不屈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。也有许多人投靠“四人帮”，出卖良心，出卖人格。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。

　　张溥认为：“大阉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难于猝发，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，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。”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，这是非常可贵的。读此段，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中所写的句子：“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，是始于去年的，虽然是少数，但看那干练坚决，百折不回的气概，曾经屡次为之感叹。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，虽殒身不恤的事实，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，虽遭阴谋秘计，压抑至数千年，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。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，意义就在此罢。”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，不，是用生命写成的。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，不知作何感想？

　　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。本段夹叙夹议，反复对比，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。作者将“高爵显位”的辱人贱行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，从而提出“轻重固何如哉”的问题让读者思考。接着，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，从而揭示出“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”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。读者至此，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的那句名言──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五人之死，重于泰山，与日月同辉，与山河共存。

　　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，但以“由是观之”领头，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，而是由此及彼、层层深入的关系。“是”是一个指代词，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。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，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，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。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，揭露了“今之高爵显位”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“辱人贱行”，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这种种“辱人贱行”，和“五人之死”相比，“轻重固何如哉”?苟且偷生，轻如鸿毛；仗义而死，重于泰山。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。

　　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，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“五人”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。从正面说，由于“五人”“发愤一击”、“蹈死不顾”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，因而“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。凡四方之士，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”。从反面说，“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?”应该指出：这不仅是就“五人”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，而且是就“五人”之死在“四方之士”“豪杰之流”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。“四方之士”“过而拜且泣”，“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”，不正表现了对“五人”同情、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?而号召人们向“五人”学习，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，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。

　　这篇文章题为《五人墓碑记》，歌颂“五人”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。但社会是复杂的，事物是互相联系的，要孤立地歌颂“五人”，就很难着笔。张溥在这篇文章中，与“五人”相对比，不仅指斥了阉党，还暴露批判了“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”和“缙绅”“高爵显位”等等；与“五人”相映衬，不仅赞美了周顺昌，还肯定了“郡之贤士大夫”。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，才充实了歌颂“五人”的思想内容，加强了歌颂“五人”的艺术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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